不唯上,只唯实,岂只写“东风”

——对话《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

作者:王永亮 辛华  2021-01-08 15:16  新传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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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添,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原总编辑。1992年采写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参与写作《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邓小平1992年视察深圳时,他被深圳市指派为惟一的文字记者。当年3月26日问世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使他一举成名天下知。

《东方风来满眼春》有“遗憾”之笔

记者:陈老师,1992年的3月26日,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上发表了11000多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对当年这“东风”在传媒界引起的强烈“旋风”,您今天回想起来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锡添:写作和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历程是我永生难忘的激情岁月。我还清晰地记得,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头版就换掉计划中的版样,详细地摘要转载;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30日晚,新华社以A级稿向海内外播发,并配发500多字的消息;3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全国主要报纸都予以刊登;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的时间全文播发。新华社在发通稿时,只改了一个字,就是去掉我原文中“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

记者:媒体好像还报道过一则“芋头”的故事?

陈锡添: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传遍全国后,湖南省祁东县姐妹岭张李湾村八组一个叫刘杜伟的青年农民给我寄来一封信:“尊敬的锡添记者,昨日读您撰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知道邓小平爷爷很喜欢吃芋头,我想邓爷爷为关心全国人民奔小康呕心沥血,难道我们就不能向邓爷爷奉献一点爱心吗?我跟妈妈在自家责任田种的槟榔芋还留有一些,我想给邓爷爷寄去,但不知怎样邮寄。请来信告知。”我回信告诉他可以寄中央办公厅转。结果,刘杜伟真还把两个槟榔芋寄到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是否有遗憾之笔?

陈锡添: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邓小平有一段话: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是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四句话听起来很散,其实连贯性是很强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说明你的政治运动就是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说明你搞政治运动的领导的头脑不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说明你搞政治运动、形式主义是领导头脑不清醒,就是在影响工作,所以不要搞政治运动。但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我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等,这些我都没敢写。我当时不敢写,说明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南方谈话开始时不让报道

记者:一名记者,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近距离直接聆听伟人谈话是难得的幸运。中央、省、市的记者那么多,机遇为什么单单被您抓住?

陈锡添:当时我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我写的一些评论、报告文学、通讯等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地小有名气。所以,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我去采访。我记得那是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5时,我接到电话通知后赶到市委,被告知小平同志将在第二天到达深圳,由我随行采访,并特别关照,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记者:您可曾料到这一次采访会产生这样一篇代表您记者生涯中最高成就的通讯?

陈锡添:这个倒是没料到。但是,第一感觉告诉我,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由于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每出台一项改革新举措都显得步履维艰。先行尝试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圳,本来有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就是要带头敢闯敢试的,现在也有点畏缩了。湖南的一个市委书记曾对我说,他就看《深圳特区报》,只要你报道深圳有一个新政策出台,并且下次还有报道,他就去做了,不用问了。人家都看着你深圳,但你深圳都是畏缩不前,那么改革开放的前景岂不是很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同志要来深圳视察,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深圳是在他亲自关怀下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他亲自设计的改革试验场。小平上次视察深圳已经过去8年了,8年来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一向倡导实事求是,前来亲眼看、亲耳听,肯定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

记者:最近,我们看到一篇报道,小平同志1992年到达深圳前,1月18日早晨,在武昌火车站短暂逗留,与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等人谈了话,这几位地方领导当晚就将讲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您对小平在深圳活动的采访是1992年1月23日结束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却是3月26日,为什么会相隔两个月?

陈锡添:这是外国记者问我最多,而且是我最要回避的问题。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跟着我,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我说我太忙了,他说陈先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哪有太忙的?确实不是太忙,其实是上头不同意报。据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有“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第二天通知我们,没有报道任务。新华社广东分社一位副社长,是我的学长,以为上面指示不报道了,他就主要抓摄影,拿着摄影机到处拍照片,所以后来出了一个摄影集。我心里虽然说不,但是还是要报道。小平这个讲话太重要了。根本不是来度假,根本不是随便聊天,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针对性非常强。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所以我一天到晚盯着他,像一个保卫一样,站在他旁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本报摄影部主任说要给我一个漂亮的相机,让我拍一些照片。我说不拍了,不要一心二用。我每天晚上整理笔记。1月23日,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去珠海,当晚,我与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同志将小平的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完毕交给市委后,就打道回府了。我心里想总有一天能够将这个重要新闻发出去。

既然暂时不作报道,报社编委会就决定用评论的形式,将小平谈话的重要内容和精神传达出去。市委也是这个意思。春节过后,我参加了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与副部长吴松营组织的评论写作组,撰写《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我执笔写了《要搞快一点》《要敢闯》两篇。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内容被原汁原味地穿插在“八评”当中。“八评”从2月20日到3月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转载了其中的4篇。

记者:但您还是想写一篇大通讯来完整生动地表现小平南方谈话吧?

陈锡添:是这样的。不久以后,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做了传达。那时,我就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在深圳的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于是,我更留意对采访记录的整理和调查核实。只是日常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动笔。大概是3月15日的样子,我们社长区汇文主动提出代我值夜班,让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将通讯写出来。

我刚要动笔,3月19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又来通知,让我立即动手写作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三天时间完成8000多字,21日晚回到家里,我才得以睡了一个完整的觉。

3月22日,我记得是个星期天。上午我到办公室去看报纸,突然看到《南方日报》刊登了一篇通讯:《小平在先科人中间》。我心头一震,心想开绿灯了吗?你报道千把两千字,我报道万把字不都一样吗?再想,如果兄弟报纸沿着小平南巡的路线采访一遍,我再发报道,就成了马后炮了。

我于是急急忙忙回到家里,中午吃了几口饭,走进书房,铺开稿纸,当即写上《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标题。当时真是激情澎湃、文思泉涌。为了抢时间,采取了边写边发排的特殊运作方式。24日下午,我收笔。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就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我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记者:我们曾听说是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说是暗示您写这篇通讯的。

陈锡添: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杨部长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南巡报道能面世,首先应归功深圳市委领导。

记者:文章正式发表时,修改得多不多?

陈锡添:不太多,但是它凝聚了本报编辑人员的心血和智慧。编辑陈寅帮我把原文中的“过了猴年”改成“过了新年”,因为文章中的时间是还未到春节。当天值班的要闻部副主任陈桂雄跑来对我说:“‘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人物身上’,这句的‘人物’要改成‘伟人’。”还开玩笑说:“你同意我要改,你不同意我也要改。”其他编辑也是一样地群策群力,让我感动。

记者:听说现在已经送入档案馆的原稿上有“机密”二字,这是怎么回事?

陈锡添:这是编辑部的一个“小鬼”随便写的,因为他看到文章是写小平的内容,又看到边写边发排这么紧张,猜想此文肯定有“来头”,所以就在稿件发排时信手写了这两个字。没想到,因为他的这两字“墨宝”,如今倒给收进历史档案馆里去了。

记者:文章在3月26日见报后,您是不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陈锡添:恰恰相反,人说“乐极生悲”,我是“乐极生惊”啊。当时这篇文章发出去,我害怕,就睡不着觉了。不是怕丢官,乌纱帽掉了算啥?一个小小的副总编算什么?邓小平的形象,国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啊。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弄错了不得了,一万一千字。

3月28号,上海《文汇报》登了,《中华工商时报》也登了。28号晚上《光明日报》的总编让该报深圳记者站负责人打电话来要照片,说他们想发。到30号,《光明日报》登了,《北京日报》也登了。30号晚上,我值夜班,突然发现那个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我的稿子出来了,一万一千字。稿子竖起来有两个人高。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保育钧,是我的同班同学,给我打电话,他说,陈锡添,你成功了!邓小平的名字到哪里去,你的名字也就到哪里了!他说你的稿子有谁审过吗?我说没人审过啊,就我们社长稍作修改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么大胆,就这么出来了?我说,是啊,就这么出来了。没有任何背景。

记者: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

陈锡添:是的。深圳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一个事情,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灏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他怎么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家里定的吧,就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吧。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不唯上,只唯实,“东”文以外的故事

记者: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与政治改革两者形成互动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前面我们提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东方风来满眼春》,您能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的历史功绩吗?

陈锡添:不久前,我拜会了胡福明先生,我们谈得很好。我觉得二十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来以后,对中国人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唯上思想很严重,什么都是上面说了算,领导说了算。于光远有一次谈话,我听了觉得很过瘾。他说,每次开人大会议研究政府工作报告,本来人大代表就是审议报告的,结果不是审议报告而是去学习、讨论、拥护这个报告,所以有一回于光远在参加人大审议时,突然惊呼起来,我们人大代表怎么回事?我们是来审议报告的,怎么都是学习,一个劲地叫好?大家好像这时才恍然大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这样一声惊呼,不要“两个凡是”,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让全体人民带来了一次恍然大悟。

我写过一篇评论《假如是毒草》。我说:你除毒草连人都除了,那谁还敢说话?有些人可能放一株毒草出来,他可能是对意识形态有某种看法,但他个人不一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记者:最近在一些传媒网上,看到有网友在讨论您写的《不唯上,只唯实》一文,您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什么?能否讲讲相关的故事?

陈锡添:我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闻爱好者》杂志上,是从谈怎样报道突发事件入题的。

1992年8月,深圳在股份制改革中经历一次重大挫折。由于缺乏经验,也无先例可循,深圳市决定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发放抽签表1000万张,每张100元,摇号抽签,中签率为10%,即每买10张,必有1张中签。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的内地人赶到深圳。预定8月10日出售抽签表,但从8日晚开始,股民们就在全市300个发售点前排起了长龙,总人数有120多万人。为了排队买到股票,女的把男的紧紧抱住,男的把女的紧紧抱住,以防别人插队。一个队中间不许人插进来,怎么办呢?抱住。8月10日上午开始卖表,由于管理不善,现场秩序混乱不堪。两个多小时过后,多数网点就亮出“表已售完”的牌子,原因是很多抽签表被人从“后门”拿走了,排了几十个小时队却买不到表的股民们不愿离去,场面十分混乱。当天晚上,一些人乘机聚众上街闹事,阻塞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

我当时也参与值夜班,记者回来说:“太混乱了,惨不忍睹。”但后来我们写的报道只写道:“一些网点人多拥挤,秩序较为混乱”“没有发生重伤和死亡事故”,而没有去描绘现场如何混乱。市里的一位主要领导看过稿子之后,又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发售工作体现了‘公正、安全、高效’原则,发通稿。”编辑部对这句与事实大相径庭的话议论纷纷。怎么办!有人说删去,又有人说领导加的怎么能删!删吧,碍于纪律;不删吧,昧着良心扯谎。最后,还是没删,照发。第二天见报后,报社接到100多个电话,责骂特区报是“特吹报”“闭着眼睛说瞎话”,这种骂声一连持续了许多天。上头也发文批评深圳新闻界这次报道没有反映实情,是“文过饰非”。我们哑巴吃黄连事小,严重的是,报纸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这是一次,还有轰动世界的那一次。1993年8月5日中午,深圳清水河仓储区的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堆放危险品的仓库发生强烈爆炸,人称“8·5火灾”。仓库上空黑烟笼罩,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碎铁块、石块似雨点般落下……死伤逾百人,市公安局两名副局长在抢救现场指挥中牺牲。但发新闻稿时,市里指示,不登伤亡情况,不登两名副局长牺牲。只登发生爆炸、市里正组织全力灭火。编辑部负责人看了按指示写的报道生气地说,这叫什么新闻?通篇报道不提伤亡情况,这样发出去不被人骂死才怪。总编辑拿起电话,打给一位主管领导,说明我们的意图,一定要如实报道伤亡情况。但电话中的回答是按市委意见办,我当时很激动,甚至有点失态。我当时是主管新闻的副总编,便对总编辑说,老总,你授权给我,我明天准备被撤职,不干了。你授权给我,让我来安排,我今天一定要按真实的情况。

他说这样不好。后来经过商量,我们要了一部军车,我跟总编辑直奔救火现场。当时真是揪心啊,大火烧了大半夜都没灭。省委派了副书记黄华华来,灭火计划正在研究。我们去找主持工作的市里领导同志谈火灾报道问题,这位领导当时非常紧张地部署灭火事宜,连连说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找主管的领导去……我说找主管领导没有解决问题。黄华华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我们是特区报的,市里指示我们报道时不要提伤亡情况,新华社、别的传媒人家都会报的。特区报不报的话,会被视为深圳封锁新闻。”

黄华华立即说:“这样吧,你们如实报,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死5人、伤超过百人,两位副局长死亡也可以报。”关于这次火灾的报道,我们发了消息、火灾现场目击的特写和驻军、武警、公安战士奋不顾身灭火的报道,以及两位公安局副局长生平事迹通讯等,整个报道比较全面、准确。

火灾第二天,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非从北京乘机到深圳直奔现场查看灾情。他说,在飞机上就看了《深圳特区报》,已清楚了解火灾情况,《深圳特区报》这次报道真实全面,报道得好。

(原载人民网·传媒专题与特别策划“与中国传媒高层权威对话”专栏,有删节)

编辑:郑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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